从“君子讷言”到“君子必辩”-中新网

发布日期:2020-07-15 03:4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“君子”无疑是先秦各家争鸣议题中极为重要却又众说纷纭的核心概念之一。其中儒家最为强调君子的内涵价值,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荀子》等经典提到“君子”一词多达上百处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先秦儒家话语体系中,对君子内涵的认知却出现了“君子讷言”与“君子必辩”这两种似乎截然相悖的观点。

  孔子在《论语?里仁》篇中说: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。”讷言敏行成为孔子言论观中最为经典的论点之一,谢良佐解释道:“放言易,故欲讷。力行难,故欲敏。”孔子还多次在不同语境下提到“讷言”的问题。孔子崇尚少说多做,尤其重视慎言,反对巧言,比如“巧言乱德”(《论语?卫灵公》),“巧言令色,鲜矣仁”(《论语?学而》),“刚、毅、木、讷近仁”(《论语?子路》),将“讷言”与仁德紧密联系,表明对讷言的明确态度。综观孔子对“君子讷言”的态度,大致可以总结出三个观点:

  一是从言的本体出发,指出君子讷言的必要性。孔子说:“君子一言以为知,一言以为不知,言不可不慎也。”(《论语?子张》)由于君子的言语能够直接反映自身的修为,所以讷言在这里就有两层意涵,一则意味着言说须谨慎,二则意味着言说须立诚,与《易传》“修辞立其诚”的观点一以贯之,并影响到后世文学、美学理论的发展成熟。孔子不但要求君子自身须“讷言”,而且认为:“君子有三畏:畏天命,畏大人,畏圣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,狎大人,侮圣人之言。”(《论语?季氏》)这就从敬畏圣人之言的角度,反过来强调君子“讷言”的必要性。

  二是将言与行结合,指出君子讷言的目的性。孔子曰:“君子食无求饱,居无求安,敏于事而慎于言,就有道而正焉。可谓好学也已。”(《论语?学而》)在于强调君子在学习上要行事勤劳敏捷,言说谨慎小心。孔子强调行先言后,将言行合宜与否视为做君子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,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(《论语?宪问》)。所以当子贡问什么是君子时,孔子回答说: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”(《论语?为政》)不仅要求君子言说要有目的性,还强调言说有可操作性,达到言出必行。这和《礼记》中的“居其位,无其言,君子耻之;有其言,无其行,君子耻之”(《礼记?杂记下》),“君子寡言,而行以成其信”(《礼记?缁衣》)等观点一气贯通。

  三是将言与礼结合,指出君子讷言的合理性。孔子认为言说的内容、时机都需要符合礼的要求,都是君子养成的重要内容。比如孔子说: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。”(《论语?颜渊》)意指不合礼仪的事不可以言说,将是否合乎礼作为言说内容的标准。从言说的时机来说,孔子认为:“侍于君子有三愆: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,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,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。”(《论语?季氏》)侍奉君王时,该言说的时候就要直言不讳,不该言说的时候就要保持沉默,言说要注意时机,也就是要符合礼的要求。

  进入战国时代,诸子百家一改春秋时期较为温和的传道态度,进而采用更为激进的话语方式。名家、墨家、纵横家等学派从各自所属的利益集团诉求出发开展论辩,进而影响到本来遵循“讷言”传道方式的儒家。墨子直接向儒家发难:“儒者曰:‘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。’应之曰:‘所谓古之言服者,皆尝新矣,而古人言之服之,则非君子也。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,言非君子之言,而后仁乎?’”(《墨子?非儒》)墨子的这番论辩,以彼之道还施彼身,在逻辑上讽刺并否定了当时儒者以古为尊、故步自封的论点,从而客观上通过论辩使得君子的含义得到丰富。

  此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无疑是孟子和荀子,孟子被称为“好辩”,孟子的时代“圣王不作,……杨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不归杨,则归墨”(《孟子?滕文公下》)。从孔子继承而来的儒家学说在战国纷争时显示出式微之态,孟子为了儒家能够占有一席之地,不得不改变孔子的传道方式,转而以铺陈推演的比喻和雄辩为儒家争得一方利益。故而孟子曰:“我亦欲正人心,息邪说,距?行,放淫辞,以承三圣者,岂好辩哉?予不得已也。”(《孟子?滕文公下》)孟子也从言说的角度描述君子:“言近而指远者,善言也;守约而施博者,善道也。君子之言也,不下带而道存焉。君子之守,修其身而天下平。”(《孟子?尽心下》)所谓言近而指远,虽依然能看出孟子对孔子“巧言乱德”观念的承袭,但已肯定君子言说的正面意义。

  荀子相比孟子更进一步,他直截了当提出“君子必辩”的观点,集中体现在《荀子?非相》一章中,荀子三次提到“君子必辩”,并提出了几对概念,一是“奸言”和“仁言”,二是“腐儒”(“鄙夫”)和“君子”,三是“小人之辩”和“士君子之辩”,荀子通过这几个概念构建起了“君子必辩”的理论框架。针对当时诸子争鸣论辩,他首先从儒家学派外部着眼,指出“凡言不合先王,不顺礼义,谓之奸言”,凡是和先王礼义相违背的论辩之言,即使能言善辩,但是出发点错误,都是“奸言”,“君子不听”,应予以否定,而“合先王”“顺礼义”正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出发点,进而否定其他学派,是小人,非君子;其次再从儒家学派内部着眼,对不善言说之人也加以贬斥,皆为“鄙夫”“腐儒”,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注释道:“腐儒,如朽腐之物,无所用也。引《易》以喻不谈说者。”进而否定儒家学派中的过时观点,指出凡是“不好言,不乐言”的“讷言”之人也非君子,此种“讷言”已不再值得推崇。

  那么,怎样才是真正的君子呢?荀子亮出观点:“君子之于言也,志好之,行安之,乐言之。故君子必辩。……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,而君子为甚焉。”在他看来,在坚持“法先王,顺礼义,党学者”的前提下,好言、乐言,敢于论辩之人才是真诚的君子。同时,荀子又采用儒家经典的二元对立方法,将君子与小人相类比,“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”,引出“士君子之辩”和“小人之辩”的讨论,君子和小人论辩的最大不同,就在于“士君子之辩”是经过先虑早谋,从而说出的“文而致实,博而党正”的“仁言”,“小人之辩”是“诈而无功”的詹詹“奸言”。

  荀子在《正名》篇进一步解释何为“士君子之辩”:“辞让之节得矣,长少之理顺矣,忌讳不称,?辞不出,以仁心说,以学心听,以公心辨。不动乎众人之非誉,不治观者之耳目,不赂贵者之权势,不利传辟者之辞,故能处道而不贰,吐而不夺,利而不流,贵公正而贱鄙争,是士君子之辩说也。”与孔子所说的“刚、毅、木、讷近仁”不同,荀子认为辩言也是仁的外显方式,以“仁心”为出发点去言说,以公正之心去辩论,“公心”也就意味着仁义之心。虽然荀子对儒家的“讷言”学说也予以一定的回护,他认为即使是必辩的君子,如果言说不仁,也要“则其言不若其默也,其辩不若其呐也”,但是这事实上与孔子对君子的认知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区别。

  相比于孔子与“敏行”相对的“讷言”观点,荀子并非完全否认,而是进行适当批判。彼时儒家弟子大概一味固守成规,将“讷言”加以绝对化,视为对一切论辩都加以回避和否定,以至于在诸子之中逐渐丧失话语权,而荀子清楚认识到,如果不掌握话语权,儒家学派终究要在此消彼长的百家争鸣之中消亡。是故,荀子一方面高擎“君子必辩”大旗,鲜明地改革儒家学派的理论观点,另一方面,他在坚持以仁言辩说的必要性基础上,也承认“讷言”的合理性。从而在不完全否定师尊孔子观点的基础上,既“法先王,顺礼义”,向旁门争夺儒家话语权,又团结本学派成员,达到“党学者”的效果。

  在对待“言”的问题上,经由孟子再到荀子的努力,战国时期儒家的言论观以及君子观逐渐发生了变化。改变孔子时代重行轻言的观念,“言”的价值提高,“不好言,不乐言,则必非诚士”;通过“辩”来体现“言”的意义,将“辩”视为从小人到君子再到圣人的进步途径;以“仁”的判断标准确立辩言的正统性和合理性,并将“辩”视为传达“仁”的重要手段;以是否好辩,是否好言、乐言作为评价君子的重要准则。从而完成了从“君子讷言”到“君子必辩”的转向过程。

  (作者:史哲文,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,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) 【编辑:苏亦瑜】